許純純的茶花運

世紀的結束，留下了如奔流般曠遠的悲傷。“邊界”的可怖，我們足夠明了。線索人物是一位記者，但是他打算拍攝什么?他如何介紹邊境的情況?我們一概不知。沉寂的畫面與無言的影像帶領我們超越事件表面，超越解釋的必要性，超越多余的語言，我們只是體驗他們的存在狀態——折磨、苦難和死亡。以一種靜默的，詩性的，人道的，一定程度上超現實的方式。 不斷越過邊界試圖回到故鄉的漂泊者，說明邊界并不只是那道讓上校和記者踟躕的邊境線。兩側的人們在河流的伴奏中舉辦婚禮，是人類意志與“邊界”的對抗。可那癡癡望著河岸線，拒絕邂逅的新娘，不正說明邊界已然取勝了嗎？ 安哲電影中具有神格的“黃色雨衣”在一片祥云中連接起電話線，似乎預示了某種打破邊界的可能，但肅穆的河水提醒著我們，那只是希望，不是期待。 若我多行一步，或許仍是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