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萬千，卡梅隆也有拍劇本電影的一天。套用前作的公式展開的不是對新世界的探索和對技術的回應，而是辯證的人物寫作，于是潘多拉世界完全變成這種辯證關系的參照物，被徹底對象化了，人物與大地（海）的聯結和信任也不見了。強目的性的寫作扭曲了一切，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我們不再相信人物做出的行動，不再相信世界是在自行運轉的，也不再能夠“單純”地欣賞不再美麗的剪輯和大全景運動鏡頭，因為世界和電影的全部重量都坍縮在兩組血緣關系的循環論證上了（為什么《一一》是循環自足的而《牯嶺街》是世界的）。13年過去卡梅隆的創作觀的確發生了天差地別的變化，但我很難說這究竟是倒退還是進步，因為這部的道德立場實際上戳破了前作的美好幻夢——我們開始意識到一個單純“世界”的建立是有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