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討論的是極端狀況下，什么樣的人會死或者最應該死。當然，編劇會慎重地安排“應該死”的每個角色，不會輕易傷害觀眾的感情。在這里，可以將熊的襲擊視為“不可控因素”，其他類型的死亡視為“人為因素”。有關跟熊對峙時最應該做的事情不是逃跑、而是裝死，這成了一個常識，死于常識的人很難對其進行共情，按下不表。但更多的人是死于冒失、死于膽大妄為，這讓電影加入喜劇成分變得輕而易舉，美式的冒失和美式的自我為中心，是很多喜劇奚落的對象：無所事事的鄉下的年輕人、持搶的勇武的毒販、對于后代教養毫不負責的父母以及過度感性的公職人員。也有人并沒犯什么顯見的錯，但“運氣比較糟糕”，觀眾同樣也不覺得可惜。活下來的天真的孩子、跟子女溝通沒有障礙的父母、知悔改的無良青年則都被編劇放過了一馬，足以撫慰我們在恐怖劇情中所遭受的重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