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仍然抱持著對社會底層小人物一直以來平視的人道主義關懷，所以即便把舞臺從凋敝的東北小城搬到在摩天大廈的步步緊逼下瀕臨滅亡的上海弄堂，也不會產生任何水土不服之感。內核可以概括為一個懦弱男孩的心靈史：因血親發生意外踏上復仇之路，卻逐漸對復仇的意義產生懷疑，最終實現對自我以及對世界的和解。偷窺，跟蹤，尋仇，適合類型化改編，但導演探討的重心是男孩在為了復仇真正走進社會，看到自己生存的底層世界百態之后，如何一步步摘脫掉自己鼻梁上那架玫瑰色的眼鏡，真正以一個男人的眼光開始審視世界。影片的整體表達更趨于內斂而非外露，這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不大討好觀眾的。電影中的所有角色無一例外都是這個社會最底層最弱勢的那部分，他們的一舉一動，盡管在事后可以從道德角度進行善惡評判，但終究不過是為了更好的茍活于世進行的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