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體驗了塔可夫斯基科幻的、回憶的、虛構的敘事之后，最后回到純粹宗教的、直接的敘事表達之后，這部電影與《鏡子》形成了一定的呼應關系，以歷史人物的年表式傳記體使之用時具有了高度的作者性。塔可夫斯基早年對安德烈?盧布廖夫的改寫體現出的也許是他日后從事電影行業堅定的信心，就像最后盧布廖夫看到鑄鐘的場景之后決定重拾畫筆，開口說話，一如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時光》前言里提到的那樣，在收到讀者來信的支持后毅然決然地投身電影行業一樣，這部電影以其混亂、嘈雜的歷史與環境襯托了這樣一個堅定的信徒在一個迷茫的時代里沉默地堅守信仰，澄明內心的過程，比他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