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從卡里加里博士到希特勒》的注釋，人們對非理性的恐懼導致了他們能夠接受理想化的強權對人們的控制和侵犯，只為了獲得某種秩序。影片不關于罪犯的罪行本身，甚至一開始就指明了兇手是誰，而是關于查案過程，聚焦于執法機構、利益集團或縝密或殘暴的搜索過程，以及對平民正常生活的侵犯。所有表現主義元素不是表現罪犯多可怕，而是都用來表現執法機構的冷峻面貌下的冰冷可怖，以及罪犯對此的恐懼。最后的審判最守法的原來是罪犯自身。看起來《伊波拉病毒》也是類似的故事，一個原始動物式的人物如何在文明都市下被追捕。對搜捕造成的廢墟的兩次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