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摩爾的立場是鮮明的，一元的，堅定的站在反槍支的立場之上，從家庭問題，情緒管理，暴力游戲與影像，暗黑搖滾，種族偏見以及媒體取向等多個預設立場展開后，他又逐次否定了幾乎所有觀點，讓復雜的社會意識形態和集體潛意識服務于口號，槍支作為文本中的超鏈接被不斷點名，散開各異觀點的敘事，讓立場明晰起來，并最終促使實際發生改變。摩爾曾說他更希望人們將他當作一名電影制作者而非紀錄片制作者，他華麗的劇情片技巧以及拼貼影像的視聽語言確乎構建出一套包裹著政宣外衣的，內里卻近似好萊塢模式的娛樂+政治的激情影像風格，在受眾普遍認為政治紀錄片松散觀念在對現實做徒勞自反的后現代社會，所謂真相的作用已不再重要，或許只要能為那些暫時處在中立立場中的觀眾提供一種強力有據的，充分的語境改變他們的判斷，也不啻為“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