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極度冷峻克制，弱化了沖突間的暴力，但那種震撼又從心底里被激發，完全是人物平靜表象下的驚濤駭浪。 撇開單純的“兵匪”來講，無論處于哪個角色的角度，都是一種很“焦灼”的狀態，身份得不到認可，不能完全融入到集體之中。 人是社會性的，而集體是安全感來源。 還有人物的“孤獨感”，陳永仁看到前女友帶著小孩，會不會想如果他的身份是個警察，現在不會有這份遺憾；如果心理醫生相信他說的“我是警察”，也不會回他一句“我也是”。他說了，沒有人相信。 而劉建明是說的話別人都會信，但是他不敢說。女友問他，“好人做錯了事該怎么辦”，他推脫這些是寫作的人的想法。他在警察局里一步步向上攀爬，也有很多的破案事跡，他想相信自己是個好人，但他知道他的底色是黑的，他想要變好。 孤立無援，個人一直都在強行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