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雜耍到藝術，我們的電影從未脫離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在傳統美學的滋養下，生長出了有別于國際風潮的電影語言。在我們的語境中，“詩意”更多體現在詩情與畫意，“隱喻”也并不晦澀難懂，而是借物喻人、借景抒情，這種對古典詩詞傳統的借用在《小城之春》中得到了完整體現，影片中詩化的形象源自蘇軾的《蝶戀花·春景》與杜甫《春望》的首頷聯，用一詞一詩構建起被戰爭摧毀的水墨山水小鎮，一鏡一景間傳達出淡淡的愁緒與憂郁的詩意，而片中男女“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關系，在人倫綱常與“紅杏出墻”間拉扯的過程，也是以克制而含蓄的方式展現的，處處體現著民族文化的內蘊——當然也有延續至今的某些負面影響（來自于封建迷信），“創造了具有東方神韻的銀幕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