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我要拍一輩子打打殺殺的武士片直到死嗎？”妄想這應(yīng)該是時年60歲的黑澤明最痛苦的疑問。能不能拍一部勇敢揭開日本國民傷疤，反映當下社會現(xiàn)狀的電影，就做皇帝新衣里那個誠實的孩子，哪怕最后死了，也應(yīng)當是有價值且無憾的吧？于是，他拍了這部影片。這是他為數(shù)不多的“無主線”類電影，直接損害的就是觀影樂趣，當然天皇的初衷就不是討好獻媚。開篇我們強烈覺得家有電車傻兒的媽媽真是無奈不幸，接著看到處于社會底層的日本貧民，男人酗酒懶惰，女人水性楊花，人們除了整日空做白日夢，就是男女偷腥亂倫背叛，每個人都不滿現(xiàn)狀，但始終沒有人真正動手改變，結(jié)果惡性循環(huán)，越來越差，相反唯獨電車傻兒“事無巨細，每日不輟”的真正勞作，病痛之家反倒是最輕松和諧的地方了，麻痹期的日本人時下怎么可能接受這巨大的諷刺呢？于是，黑澤對賭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