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開啟對楊德昌導演的朝圣之旅。如果說侯孝賢作品更多展現(xiàn)了“鄉(xiāng)土臺灣”的根源氣質，那么楊德昌則更擅長以新浪潮的進路描摹個體在現(xiàn)代性與城市性洪流中的掙扎與苦痛。他的鏡頭非常冷靜、克制、內斂，爐火純青的蒙太奇手法簡直是一種享受。《恐怖分子》的文本就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面無表情地解剖都會人性的不堪一擊之處——當一個麻木不仁、懦弱無能又試圖通過丑陋伎倆升遷未遂男人遇上一個情感細膩、精神豐富又橫遭禁錮的文藝女性，又一個惡作劇電話就能令一個家庭分崩離析，最后的一聲槍響是與燈紅酒綠的互文，也是對脆弱、疏離的人際關系的莫大嘲諷。“殺死好人”的背后映照，是人類情感在物質世界里崩塌的極度快速與難以挽回。楊德昌冷峻的現(xiàn)實批判主義由此更增一層絕望、無助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