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本地人被排擠出上海，一種反向的排外——“排內”的奇觀化敘事。張猛還是保持著他的社會學關注和將日常生活提煉為奇觀的荒誕劇風格。主角與“仇人”的和解源于他們共同階級身份的共情，在同一片階級屋檐下，沒有什么不可跨越的仇恨的鴻溝。如果說《鋼的琴》講述的是一個整體衰落的城市中人們整體向上的生活狀態，那《陽臺上》正好相反，它講述了一個整體向上的城市中被新陳代謝掉的那批人的頹廢。《鋼》恰好是向陽的廢城，《陽》恰好是陰雨的廢墟，不過它們都加注了某種階級的溫情。雖然尾隨、漫無目的行走、逼仄的鏡像、望遠鏡的視線和廢棄巨輪的意向并不新穎，但他們在這個獨特的社會語境下生長了一些不同又相同的意義，“后共產主義時代”的意義。從《鋼的琴》，到《闖入者》《江湖兒女》，可達基耶斯洛夫斯基、安哲羅普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