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小城青年的觀察和刻畫太過精到，只是攤到五人身上必須要分出詳略，于是主線落在浮士德身上，極寫他的水性楊花（延續《賣藝春秋》對男人的批判，似乎是對個人愛情觀的再次抒發？）。演員的臉上仿佛都浮動著費里尼自己的影子，一查才發現他的弟弟確有出演。收尾最為精妙，是費胖作品一貫以來的優點了——火車行進中，鏡頭掃過浪蕩兒們的臥室；莫拉德在車站對圭多說“我不知道，我必須離開”，而聯想到圭多又是《天堂電影院》中主人公的名字（而他同樣面臨著出走的選擇），實在很難不猜測這是托納多雷對前輩大師的致敬與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