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故事本身有多荒誕可笑，卻幾乎是比利懷德在用一種荒誕可笑的方式陳述事實本身。施萊默等一眾德籍員工每逢老板進門便起立敬禮，是納粹政權治下的一種條件反射、集體無意識和權力宰制的意識形態化；麥克納馬拉本人和女秘書則是形成了兩個人心照不宣的溝通和控制方式，一個明白如何調度自己的權力以及如何擴張權力、另一個則愛慕虛榮、擁有典型西式消費主義宣揚的見利忘義；至于東柏林貿易委員三位代表，一望便知彼此流通并默認的某種權錢交易、權力尋租、偽民主的潛規則，而人的本性所難于扼止的色欲，總會拜服于“金發女郎”這一西方意象之下，成為驅動一切的誘因，也難怪好萊塢電影中總會揶揄這撥“棄暗投明”的叛逃分子；主角的情感線則充斥了西方社會的切格瓦拉式崇拜的盲目和虛偽，你會為政治的洗腦術和反洗腦術感到悲哀，卻又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