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的最后一年，阿巴斯對他所迷戀的“詩”進行了最直接且最充分的呈現——在聲音、在影像、在臺詞、在片名......既是古老的波斯詩歌，又是永恒的生存詩意，后者以形式的身份構筑了阿巴斯電影的靈魂氣質，前者則作為時空要素強化了詩意框架內的內容部分。黃土遍布的伊朗高原、之字形的蜿蜒山路、隨風而動的樹林和麥田——它們從視覺上展開一幅有關“詩”的圖畫——但這些自然主義的風光遠不是阿巴斯之詩的核心，“純粹觀看”是接近真諦的姿態，但并非真諦本身。“詩”在阿巴斯那里的奧秘在于：永遠保持模棱兩可性。視覺語言應當是模糊的，聲音增強了觀眾的兩可性，觀眾無從知曉人物的縱向線索，正如偏遠村莊的村民無從知曉或理解工程師一行人的出沒。在漫不經心的恍然之中，生與死的主題被悄然托出，日常之操勞正對應著本片在結構上的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