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國電影中我們只能看到人物哭天搶地，在中國電影中我們只能祈求結尾會有貴人開恩，但東木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用如朱維爾本人般溫吞的語調，清楚地告訴觀眾，當你遭到碾壓時，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為所有人作出了表率。 然而盡管電影的出發點是正義的，記者線中為戲劇性所做的不必要虛構卻是極不道德的。東木借用媒體“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將矛盾轉移到了媒體和個人身上，無視了Kathy Scruggs本人在事件中受到的傷害，和她甚至比Richard Jewell更早死于事件余波的事實。盡管劇本后半段試圖作出彌補，但過火的臺詞和王爾德對角色的夸張演繹讓結尾的反思都無濟于事。我想電影散場之后，觀眾并不會譴責案件的真兇，只剩Scruggs被錯誤地掛在恥辱柱上，卻不會再有人愿意替盡職盡責的她伸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