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生命本能無條件的‘正義’化，在姜文早期電影中是迷人的，而當這種原始贊美轉向虛無，就會暴露出對血腥、暴力的哥特式迷戀，也使其近期的電影屢有陷入滑稽、顯擺、獵奇癖的危險。不過，《邪不壓正》還是一部完成度較高的電影，屋頂行走、江湖復仇、古老的北平街景以及狂歡化敘事都是姜文自身‘情結’的標記。更重要的是，這部電影準確還原了那一代人的國家-民族想象：一方面是在今天看來已有些不可思議的‘崇洋媚外’，另一方面是對民族主義結構性困境的敏感認識，還有從《鬼子來了》延續至今的對缺席的硬漢民族性格的重塑。東交民巷使館區，侵華日軍的跋扈氣質，對日語、法語、英語的迷戀式借用(在中國導演中無出其右者)，都對位于一個曾經‘積貧積弱’、閉關鎖國的中國。而充滿消費主義炫耀的‘物’密集呈現于一個民國文本中更是一個癥候性的錯位。